第129章 “以暴制暴”！1984年南昌市前进路“6·12”特大杀人案（2/2）

一列夜行的火车，正停在郊外的小站上。章玉元跳上车，车上人很多，只得站在两列车厢之间的过道上。一个外出做买卖的农民，依偎在一大筐鸡蛋旁，酣睡着，他紧靠着这个农民身旁坐下，闭目养神。列车飞驰，纷乱的思绪，渐行渐远，一颗心，慢悠悠地飞向那明丽清秀的匡庐仙境。

“喂，站起来！”一声断喝，把章玉元惊醒了。

站在他面前的，是一个魁梧的中年人，目光犀利，却穿着便衣，章玉元的心怦怦乱跳起来。

“从哪里来？”

“南昌。”

“那里上的车？”

“南昌城北。”

“跟我走！”他不容置疑，领着章玉元走进列车员的房间，一个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，已端坐在那里等待他。

隐瞒，已经毫无必要了。章玉元感到有点遗憾，生活太严厉了，竟剥夺了他最后一点奢望。

1984年7月。法庭，金色的国徽，高悬在正中。严峻的审判台，铺着雪白的台布，纤尘不染。像面对威严的群峰，像面对无垠的大海，一走进这个特殊的地方，人们的心中，油然升起一种庄严、圣洁、心灵净化的感觉。真善美在这里得到真正的尊重，假丑恶则受到无情的鞭笞。

然而，铁面无私的法官，可以同情罪犯吗？

章玉元被两个法警带上来了。

站在被告席上的，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。白晰的脸上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决没有常见的杀人犯眼睛中那种阴森森的冷气，他半是羞怯，半是惊惶地瞟了审判长一眼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学生，便温顺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章玉元。”

“还有别的名字？”

“没有。\"

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南昌前进路。”

“今年几岁？”

“17岁。”章玉元迟疑了一下，又改口：“18岁。”

“是18岁吗？”审判长认真地问。

“我是1966年6月11日出生的，到出事那一天，正好18岁零一天。”章玉元坦率地回答。

根据刑法，18岁以下的属未成年的青少年，量刑可以从轻，一般不处极刑。年龄的界限，此刻，可是一条生命攸关的生死线。从章玉元迟疑的口吻中可以看出，他是懂得这一普通的法律常识的，但毫无在这个细节上求生的愿望。审判长心里一震，这不是往昔常遇到的那种作恶多端惯于狡辩的罪犯，而是偶发性的犯罪青年，想到这里，那冷冰冰的语气渐渐地缓和了。

“这是你杀人的凶器吗？”审判长拿起那把从发案现场取来的短剑，上面的血迹，已经凝固了，变成暗紫色。

“是的。”罪犯点了点头。

“你知道私人不准制造凶器的法规吗？”

“知道的。”章玉元解释说：“这是我二年前在砂轮上磨制的。当时刚掀起一股武打热，我只是为了好玩，根本没想到用来杀人。”

“私造或私藏凶器，是一种违法行为。”

罪犯点了点头。

接着，按照初审的规程，由罪犯叙述作案的经过。章玉元丝毫没有隐瞒，如实地讲述了作案的动机和详细过程。法庭上，谁也没有插话。审判长细细地观察左右两位人民陪审员的神色，他们没有因罪犯的暴行而愤怒，也没有审理其它案件时常出现的情绪的波动，只是默默地沉思着。

暂时休庭时分，审判人员议论纷纷，法律的天平无法平衡，感情的天平更是摇摆不定。根据章玉元杀人的手段的残忍和严重的后果，完全可以判处死刑。但从酿成这一惨案的原因，被害者却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。那些横行无忌的人们，他们肆意欺凌别人的时候，自鸣得意，他们没有想到：生活是严肃的，给别人酿造的苦酒，最后往往是由自己一口喝掉。

休庭时，审判长走出大门，负责内勤的同志迎了上来，告诉审判长一个消息，前进路的居民派代表送来了联名信，请求法院对章玉元量刑时，从宽处理，免判死刑。

审判长看完信，苦笑着。善良的人们，往往只是从感情的好恶上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。他是法官，从法律的角度，应当如何判决呢？

他不由陷入了迷惘之中。

陶家四口被章玉元杀了，巷子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，还有几家买了鞭炮，当街燃放……

轰动南昌的章玉元杀人一案终于判决了。根据刑法，彬彬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但是，不开宣判大会，不事先发布消息，死刑执行以后，只发一张措辞十分简单的布告。并且要做好罪犯家属和案发现场居民的思想工作。

“你要留下遗嘱吗？”判决以后，法院曾派了一个干警和法警去看章玉元。

章玉元摇了摇头，苍白的脸上，闪过一丝惶惑和不安神色，但一会儿就平静了。

“你给父母留几个字吧。”法警好心地劝说。

“我很对不起他们，只希望他们早一点忘记我。”姚彬悲凉地说道，过了一会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，也不值得留下任何东西。”

审判长皱起浓眉，向执行死刑任务的法警交代，临开前，给罪犯加一次餐，他喜欢吃什么，就给他吃什么；执开时，要一枪毙命，尽量减轻罪犯的痛苦。

是的，处决章玉元，从法律上看，并无太多的异议；但是从感情上，人们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不安。他是不是应当死呢？

他死了，悄悄地死在荒凉冷漠的刑场上。